一滴水,不足以形成海啸;一粒沙,不足以形成沙崩;一只蜜蜂,无法形成喧嚣的风暴。
然而,当个体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一个群体时,就会涌现出个体没有的属性。比如成千上万条小鱼如一头巨兽游动,如同一个整体,似乎受到不可控制的共同命运的约束。
这是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用“群氓的智慧”来表达的一种认识。
群氓,就是民众的意思。 一个人,就算天纵英才也无法造时势,但他能连接的人多了,就会被赋予更大的能量。
群氓可以创造历史,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超级有机体,更重要的是,它是智慧的集合体。
如果说互联网是一个连接万物的机器,可以从信息层面把人们连接起来,区块链则是一个赋能万物的机器。
区块链是一个貌似平凡的过程,但是有潜力改变人们和企业之间互相协作的方式。
可以把人从价值层面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可以进行大规模、高精度合作的智慧有机体。
《人类简史》一书中将人类的祖先定义为“智人”,智人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强悍的。例如尼安德特人,他们的智商很可能比智人更高,体格也比智人更大,就单打独斗而言,比智人更加强悍。
然而,出于某种偶然或必然的原因,智人学会了更大规模的合作,并因为合作秩序的扩展而在生存竞争中胜出。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合作创造了人类。
当一堆平凡的事物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从量变到质变,涌现全新的事物和现象。 比如蜜蜂,每一只蜜蜂的智商都不高,但是它们一旦组成了蜂群,却体现出极高的智能水平,《失控》一书将起定义为“涌现”。
然而,蜂群由谁统治,由谁发布命令,由谁预见未来?
研究发现,虽然蜂群有“蜂后”,但蜂后并不是指挥者。也就是说,蜂群并不是一个中心化组织。
那么,蜂群是如何实现自我治理的呢?
凯文·凯利这样描述: 当蜂群从蜂巢前面狭小的出口涌出时,蜂后只能跟着。蜂后的女儿负责选择蜂群应该在何时何地安顿下来。
五六只无名工蜂在前方侦察,核查可能安置蜂巢的树洞和墙洞。它们回来后,用约定的舞蹈向休息的蜂群报告。 在报告中,侦察员的舞蹈越复杂,说明它主张使用的地点越好。
接着,一些头目们根据舞蹈的复杂程度核查几个备选地点,并以加入侦察员一起舞蹈的方式表示同意。这就引导更多跟风者前往占上风的候选地点视察,回来之后再加入看法一致的侦察员的舞蹈,表达自己的选择。
除侦查员外,极少有蜜蜂会去探查多个地点。蜜蜂看到一条信息:“去那儿,那是个好地方。”它们去看过之后回来舞蹈说:“是的,真是个好地方。”
通过这种重复强调,所属意的地点吸引了更多的探访者,由此又有更多的探访者加入进来。
按照收益递增的法则,得票越多,反对越少。渐渐地,以滚雪球的方式形成一个大的群舞,成为舞曲终章的主宰。最大的蜂群获胜。
类似的常见古老分布式管理系统也适用于蚂蚁身上,相信在田野中长大的读者不会模式蚂蚁觅食的过程,如今结合智能社群概念回想起来,我们会惊叹于蚁群的智慧。
每个蚂蚁单独行动,搜集食物的信息,再汇集到一起不断调整路径,直到形成一条最优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的中央控制。
那么,人类这种高级物种能不能向蚂蚁、蜜蜂学习,构造下一代网络系统?
或许,未来区块链技术会将所有的人与机器连接,通过区块链代币的投票、智能合约的执行,实现分布式自律与管理。这其实是一种管理上的仿生学。
现代公司、组织大多使用有层级关系的中心化管理系统,系统通过决策者方案的传达与执行来实现运转。然而,美国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认为决策者是具有有限理性的行政人,不可能预见一切结果,只能在供选择的方案中选出一个“满意”的方案。
那么如何评判群众的智慧与个人的智慧?人群能否像蜂群一样高效率的协作?
《乌合之众》一书中描述了一项有趣的实验。
科学家请来将近5000人对半开坐在一个大剧场里,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传感器。大荧幕上投放一个乒乓球的游戏,2500人为一组,共同控制一个球拍,双方打乒乓球。
人们发现,球拍有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的个人意志行动,但有的时候不会。很快人们适应了这种玩法,这5000人进行了一场欢乐的乒乓球赛。
实验者接着把难度调高,让5000人共同驾驶一架虚拟飞机,每个人都有权决定飞机的飞行轨迹和方向。
这时,群体智慧在飞机降落的时候似乎变成了不利因素,飞机几次降落都无法成功,最后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5000人共同指挥这架飞机做了一个360°的大转弯。
《乌合之众》虽然缺乏科学性又有些偏激,但却反映了部分事实: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
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
这引发我们思考:群氓智慧的缺陷在哪里,潜力又在哪里?
人是社会性动物,人与人的联合方式的扩展推动了社群的形成,也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与机遇。
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社群可以提升公民自律、自治精神,利于公民意识的形成。
然而人类的大脑皮层决定了人的意志的有限性。
最初的人类合作存在一个极限数量——约150人。如果没有过去的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够共同参与一项努力的人通常最多不超过150人——这就是人类学里著名的“邓巴数字”。
罗宾·邓巴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一名人类学家,他研究了各种不同形态的原始社会,并发现在那些村落中的人都在150名左右。这个发现被称为150定律。
罗宾·邓巴是根据猴子的智力与社交网络推断出该定律的。他认为,如果猴子的大脑皮层较大,它们的社会群体就会较大。经过对38组猴子进行计算研究,邓巴估计,人类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极致约为150人。
罗宾·邓巴通过考古发现,当一个原始部落的人口达到150人左右的时候,就意味着部落即将分裂。因为如果部落人口超过了150人,就已经超出了人类大脑管理幅度的极限。
现代人已经不在部落中生存,但仍未超越这个“带宽”:罗宾让一些居住在大都市的人列出一张与其交往的所有人的名单,结果他们名单上的人数大约都在150人。
又如,你计划组织一个150人的线上社群,你可以很容易记住大家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特点。但如果你要组织一个300人或500人的线上社群,你很可能忘记很多名字,并弄不清他们具有什么能力。
受“社会通路容量”制约,人类的大脑只能处理150人以内的群体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个群体的活跃人数超过150人时,群体对成员的影响力就开始下降。
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村庄到罗马帝国的小股部队,都是围绕着“邓巴数字”来进行组织的。当人们要与150个以上的人处理关系时,就会觉得越来越没效率。
但这并不能够证明“邓巴数字”不可超越。
通过互联网社交软件,我们已经证明了人类是可以突破这个数字的,只是存在“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区别。
在信息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发明已经扩大了人们的社交范围。在价值互联网时代,区块链,尤其是公链,将进一步增强社会可扩展性。通过区块链这种价值网络,我们可以构建更大规模的强关系。
如果把智能货币(数字法币)视为区块链经济1.0版本,它对应于货币;把智能合约视为区块链经济2.0版本,它对应于契约。
那么,什么才有资格成为区块链经济3.0呢?股份制公司对应于区块链上的分布式自治组织,而“智能社群”又是对公司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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