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踮起脚尖都望不到尽头的几百万年之前,一位古灵精怪的人类先祖,搬起石头,砸开了一枚坚果。虽然他在无数次的尝试中,砸伤了自己的脚指,但当他和心仪的“女人”共同捡食散落的果仁时,还是捶胸顿足地表达了自己的兴奋和骄傲。
从此,人类进化的黑暗隧洞,照进了一束微光——旧石器时代,随着坚果的碎裂声,拉开了帷幕。
使用工具,是上天在冥冥之中对人类的启悟和开示。从人类先祖试试探探地直立起来,就为接受上天的开示,提供了可能。双手被解放出来,才向上天伸出了探问之手,才能够去搬动那块静静地躺在地上等待了亿万年的幸运的石头,才砸开了那枚引导人类先祖踏上光明未来的进化之路的坚果。
坚果被砸开了,人类先祖大脑的思维由此而改变。
正是从这枚坚果开始,人类文明受孕着床。交易诞生了、陶器诞生了、冶铜技术诞生了、文字诞生了、商业诞生了。而商业,蓬勃了人类社会发展,助力人类文明进入了快车道!继而是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破解基因密码,分裂原子、走向太空……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要归功于那枚被“咔嚓”砸开的坚果。其之于人类,恰似宇宙原点爆炸之于宇宙,使后来的一切变为可能!
人类先祖相互模仿,并推而广之,由用石头砸开坚果,到砸开病死的野牛粗壮坚硬的腿骨,到用石头防御猛兽、打击猛兽、猎杀猛兽……
然而,这块幸运的石头,人类先祖整整使用了250万年之久。终于在一次狩猎中,一位先祖捡到了一枚奇型怪状的石头,锋利的石刃,竟然能够割破手指,也能割开野牛皮。一个新的时代,被这块石头割开了——新石器时代。
这是在距今约1万年前,人类文明的天光始亮,继而灿然绽放!
随着打制和磨制石器的出现,便诞生了心灵心手巧的“能工巧匠”,制作石刀石斧石矛。而长于狩猎的人,可能做不出刃口锋利的石矛,因而就要拿来新猎杀的山羊向能工巧匠交换。因而,商业贸易应运而生。
这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商业贸易形式,也是现代贸易的发源!
正是从这时候起,人类彻底挥别了自己的近亲——黑猩猩,踏上了光明且文明的进化之路。
物物交换的贸易,或者正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在自然进化方面的第一个分水岭。它使人类先祖的生产生活更便利,大脑思维也越来越细密,
族群,开始有了人类社会的模样。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其实,人类遗传基因的密码中,很重要的一个DNA,就是寻求安全感。
安全感来自足够的储备,所谓“家有余粮心不慌”。然而,正是这个“心怀叵测”的DNA,将人类引入了“死胡同”。
先祖们很快就发现,储备并不可靠。
猎获的山羊只可能储存几天,而采集的坚果和植物的种子,也仅仅能储存一个冬季。来年的春天,没有了植物种子的储备,而又捕获不到猎物的话,族群该如何生存呢?
正是困难的逼迫,使人类先祖不得不进行各种尝试,寻求更长久的储备方法。于是牛羊被驯化了,粟米也被培育出来……
的确,这无疑是当时最理想的储备方式了。
但这显然并非可以一劳永逸,随后问题便接踵而至。一个族群不可能储备所有的生活所需。再者,天有不测风云,旱涝不定,庄稼不可能年年确保丰收,草屋前也不会总是牛羊满圈,总有青黄不接的时候。
于是,先祖们又皱起了愁霾浓浓的额头。
上帝在为人类设定游戏规则的时候,或许与我们如今设计游戏的想法一样,正是不断地设立难关,又在一次次地攻破难关的过程中寻求快感和动力。
人类进化的路途道长且阻,但每一次手脚并用甚至被撞个头破血流地攀上一级台阶,眼界就会更宽阔一些,信心就会更坚挺一些,继续闯关的信念和勇气也会更坚定一些!
人类先祖们被寻求安全感的需求死死地困住了,在驯化动物和庄稼之外似乎已经别无他途。
但是,聪明的先祖们还是在文明进程中坚硬的拦路石上,打开了出口——这就是商业。
正是商业,打破了上天对人类的围堵和禁固!
然而,物物交换,还仅仅只是一定程度上的突围,并没有让人真正地怀有安全感。但这,已经是一次了不起了突破了。
新石器时代,人类迈入了原始社会的晚期,母系氏族公社拉开了历史的大幕。人类学会了制作石刀、石斧、石镰、石矛,学会了人工取火,发明的陶器……
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使人类对抗大自然的能力大大提升,生活条件也大为改善,告别了“架木如鸟巢寝处”的生活,开始建筑木结构的房屋,过起了定居的生活。
人类先祖以驯化饲养家畜、庄稼的方式来储备生活必须。但是,这些又远远不是生活的全部,人们需要工具、需其他的生活物质,自己的族群里不可能应有尽有。于是,人们便携带着自己富余的物质,去找人兑换短缺的生活必须。
以前地广人稀,又没有集市和市场,漫山遍野难得看到一个人影,到哪里去找人兑换物品呢?
人们唯一时常聚集和必须去的地方,无疑就是汲水的河边和水井旁。
水井,是人们生活的依懒,是人们最容易相遇、相聚的地方。到井边汲水时,带上货物交换,最容易达成心愿。
慢慢地,在井边交换货物,便成了人们的约定俗成。时日长久,井边就变成了小小的市场。
《史记》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汉语中的“市井”一词,或许就出自于此吧。
货物交换,打破了生活物资储备的难题。正是因此,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更加明确。而由于自然资源分布不均,以及各族群之间生产技术的差异化越来越大,人们货物交换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这时,物物交换,又将人们带入了一个困境。
随着人们生活需求的增加,人们交换货物越来越频繁。可是,不见得交易双方恰好都能如愿以偿。
比如以鱼猎为生的族群,把吃不完的鱼拿到市上换取他们稀缺的粟米、织结鱼网的麻绳、或者汲水用的陶罐。但拥有这些物品的对方可能并不需要鱼,想要的是一只鸡或一只羊。
他们只能共同去寻找带鸡或羊来兑换的第三方,而且这个人必需正好想要鱼。如果丰富如今的市场,即便寻找兑换的第三方,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是,当的物品还十分匮乏,加之人烟稀少,即便井边已经形成了交易的集市,来赶集的人也不会太多,商品更不可能琳琅满目。
再说,即便找到了合适的第三方,一只羊的价值或者能够兑换很多鱼。一时吃不完,而又没有电冰箱之类的保鲜设备,该怎么办呢?
显然,人们又难免陷入困境。
我们总以为先民们生活在混沌蒙昧里,这实在是一种误解。那时人们的智慧,并不输我们“新新人类”。
虽然鲜鱼不容易储存,但先民们想出了一个存储鲜鱼价值的替代物——贝壳。用鱼换羊的人,因为对方一次不需要太多的鱼,他就用美丽的不可多得的贝壳,补足羊的剩余价值。双方约定,什么时候需要鱼,便可以拿贝壳来换。
制约人们进行交易的困境,被这枚漂亮的贝壳,漂亮地破解了。
可是,问题接踵而至!
如果下次拿了贝壳去找渔猎族群去换鱼,对方不认账了怎么办?贝壳就只是孩子的玩物了。
依据如今的社会现状推测,这几乎是不可能破解的难题。而且,这个难题看不见摸不着,有理说不清,有劲儿使不上。
这恰似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死卡,破不了这一关,人类文明将在物物交换的节点上踏步不前。
还好,造物主在为人类进程设置关卡的同时,也为人类准备了一把钥匙——诚信!
当时地广人稀,生活物资匮乏,要满足生活必须,只能按照自然形成的“市场”规则行事。如果其中的一个族群失信于人,其他族群将不再与之交易,他们的生活必然陷入困境,族群得不到发展,最终将被消灭。
假设当时的社会风气像如今一样,坑蒙拐的事情时常发生,货物的等价替代物——贝币,就不可能诞生。交易,也就只能停滞在物物交换的阶段不能进步。
因此,诚信,是货币得以诞生温床!
货币的诞生,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破解了交易“需求的双重巧合困境”。而且,没有货币,交易将面临“计价的困难”。
交易中引入货币媒介之后,交易的频率和空间不断扩大,真正的商业就出现了。因此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诚信体系的建立,才有了商业的诞生!
更重要的是,货币的诞生,使人类的安全感得到无限提升——货币积累,就好比储备了所有的生活物质。只要手中有货币,就可以买来一切所需的物品。
这样一来,人们是不是可以踏实下来,一劳永逸了呢?
更不可能!
千万不要低估了造物主的贪心,她要设置一个个难关,看着人们去疲于奔命地破解,她好拍着巴掌哈哈大笑。否则,谁愿意看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呢?
储备钱财,以备不时之需的欲望,悄然间给人类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
家有余粮心不慌,这是古训,也正是人类寻求安全感的明证。
在这一古训的驱使下,人类追求更多的钱财储备,以此来满足安全感。有了余粮,明天未知的生活才有保障。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类不可救药地坠入陷阱——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甚至铤而走险、尔虞我诈,因此反而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越没有安全感,越要不择手段地追逐。人就像一只陀螺,不断加速、加速,直致分崩离析。
这是一个致死方休的恶性循环,是从货币诞生那一刻起,人类就踏入的轮回。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幸福陷阱,是寻求安全感为自己套上的枷锁,始终不曾解脱。直到几千年后的今天,才被隐约摸索出了破解之道。此为后话,暂且不题。
话续前言。诚信诞生了货币,因而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商业之母。否则,人类必定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不能自拔。
货币诞生并成功流通以后,一个全新的职业出现了,这就是商人。他们从事专门的产品交易活动,并以此获得利润。
据史学家考证,夏代的商国人已经开始的经商。在河南、甘肃、陕西省仰韶文化早期的村落遗址中,就发掘出了产自沿海地区的海贝。而在甘肃各遗址的墓葬中,除了沿海地区的海贝外,还发现了来自新疆的磨制玉片、玉缀,距今已7000多年。足见当时的商业贸易范围之广。
而被奉为中国商业始祖的,是夏代商国的第七任君主王亥。
王亥为商丘人,商族第七任首领。《管子·轻重戊》载:“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就是说王亥即位后,训养牛马,并发明了牛车,使得部落农业和畜牧业快速发展。
为了缓解本部落的农牧产品过剩,获取短缺的生活物资,王亥挑选部落中的聪明伶俐、年轻力壮的族人,驾驶牛车,载运帛、黍和粟,以及牛羊,到易国进行交易。
这可能是可以考证的,华夏先民最早的氏族部落间的长途贩运了。
我们可以想见,在荒芜广袤的华北平原上,一辆辆满载布帛和粟米的牛车,后面带着成群结队的羊群。
车吱吱,牛哞哞,羊咩咩,赶车的汉子们不时粗门大嗓地吆喝的牲畜。车队浩浩荡荡,黄尘滚滚。草丛中的野兔和狐狸吓得屁滚尿流,远远地便抱头鼠窜……
与商国经常贸易往来的有一个小国,名为葛国。其资源贫乏,社会落后,所产粮食捉襟见肘,主要靠商国供应。
这一年,葛国遭遇旱灾,庄稼更是颗粒无收。葛国国君向商国求援,表示愿意出比之前高出一倍的价格,换取商国的粮食。
买卖双方,你情我愿,人之常情。更何况,这正是赚取暴利的绝佳时机呢?看看如今,国家遭遇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等灾害,国内有些商人尚且趁火打劫,哄抬物价,置最底线的诚信与良知于不顾。况且,3000多年前的“商人”,根本没有接受过“仁义礼智信”的教育。
然而,商君王亥竟然没有见利忘义。他对葛君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更不能乘人之危敛物”。
这或许是华夏民族“诚信经营、买卖不欺”的有据可查的最早案例了。
如果说王亥是中国的商业鼻祖,那么,诚信便与商业同生同长。
王亥开氏族部落之间长途贩运之先河,其后,商族人沿袭这一传统,从事贩运的人越来越多。诚信经营,深得各氏族部落的欢迎,因而逐步发展成为专门的职业。
由于他们是商族人,别的氏族的人们见了便称呼他们为“商人”。这就是如今“商业”和“商人”称谓的由来。
诚信,使商业得以成为一种职业,从而诞生了人类的商业文明!
在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撰写的《历史》一书中这样描写:“迦太基人航行到达利比旺海岸,把货物摆列在海滩上,然后回到船上并升起一缕黑烟作为信号。土著居民看见黑烟,就来到海边,放下一定数量的金子交换那些货物,然后退去。迦太基人于是再次上岸,察看留下来的金子,如果认为金子不够,他们就回到船上去等着,直到土人增加足够的金子,使他们满意为止。交易当中,谁也不谁。”
当然,那时候的诚信,还只是约定俗成,是一种自觉的约束。因为不诚信,就可能被剥夺交易的权力。
文字诞生以后,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逐步成型,成为一种规范。
随着诚信观念的逐渐系统化,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献资料上也出现了关于信的记载,《易传·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易传》是《易经》的一部分,其对信的阐释,标志着信行为规范在先秦以前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中也有关于信的记载。如《书·康王》云:“信用昭明于天下”;《周书》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等等。
逮至春秋时期,孔子建立“仁”的思想,开辟了中华民族的价值根源,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的系统化的伦理和价值观念。其中“重义轻利”“以义生利”等思想,正是中华民族商业经营的准绳,2000多年来不曾偏离。只是到了当代,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理念竟然变得模糊起来,多数商人也从此踏上了歧途,难以自拔。
在古老的中国,贝壳作为货币使用,而且得以在大范围内流通,本身就是诚信的明证。
商族人使用贝类作为货币,主要有海贝、骨贝、石贝、玉贝和铜贝。铜贝,开启了金属货币的先河,直到如今,依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叮噹作响。
逮至西周时期,商业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业由国家垄断。
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了,各地出现了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春秋时期隐居宋国的范蠡、郑国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贡;战国时期有魏国的白圭、吕不韦。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铸造流通的铜币种类增多,形状各异。有的仿农具,有的仿工具,有的为贝形。
商业,实在是社会发展的造血器官。各地商品往来交流,互通有无,物阜民丰。中原市场上有南方的象牙、北方的马匹、东方沿海的鱼盐和西域的皮革。
在商业的哺育下,中国第一批商业中心城市抽枝展叶,拔地而起,根深叶茂。最为著名的有齐国临淄、赵国邯郸、楚国郢等等。
通往各国的道路上,商旅车鸣马嘶,丰富着百姓们的日子。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名家辈出,繁荣的商业发展,一定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商业的发展加强了各地域之间的联系,从而带到了交通路网的完善,加快了各地物产的流通交换,风俗习惯与文化、思想相互传播,取长补短,加快了各民族间的大融合。
更重要的是,先秦时期的商业发展,为随后的秦朝统一,奠定了重要的经济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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