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如果“环保”沦为游戏，阁下又将如何应对呢？_马斯克

文｜嗷嗷胡

马斯克同志不只一次对ESG开炮。

去年，特斯拉因ESG评分偏低被从标普500ESG指数中剔除，而油气巨头埃克森美孚却进了前十大成分股。老马发推痛斥“ESG就是个局，已然成了伪社会正义战士的武器。”

今年又有惊喜。标普ESG继续给特斯拉打出37分，而万宝路的东家菲利普莫里斯高达84分。ESG评分机构晨星、伦敦证交所也只给了特斯拉中等评价，反而是油气、烟草巨头们得分优异。

老马一整个靓男无语，在改革推特的百忙之中仍然抽出空来，重申“ESG就是魔鬼”。新能源车就是最典型的ESG，老子搞这个搞到险些破产，你们搁这儿给挖油的卖烟的发奖状。

ESG堪称近几年的“长寿”风口：虚拟货币火的时候它在、元宇宙NFT火的时候它在、大模型接棒的今天它依旧是热点。大热的风口换了一茬又一茬，ESG始终雷打不动。

Environmental、Social和Governance缩写即ESG，中文语境下可对应广义上的“可持续”。ESG概念既包括了人们熟悉的绿色低碳环保，又囊括了少数群体权益、人道主义、社会公平等等。

或许普通人不是很熟悉这个字母组合，但实际上电动车、风能、光伏等可持续能源，都可以认为是ESG概念的子集。而ESG则是在此之上，涵盖了其他可持续因素的更宽泛概念。

几分环保抵一分“正确”？

马斯克在批判ESG时说它沦为了“虚假的社会正义斗士”的武器，且不论是否如此，“正义”确实代表了ESG在很多人心中的印象：要低碳、要平权、要人道、要合规。

——ESG来了，青天就有了。

特斯拉ESG评分远低于油气、烟草公司令人大跌眼镜：一家致力于可持续能源的电动车企，却不及一家挖掘矿产破坏环境的公司、一家致人肺癌谋财害命的公司更ESG？离大谱。

22年引起争议的ESG指数调整后权重及剔除名单

其实马斯克的指控也不完全站得住脚。

首先，大部分的ESG评级并不鼓励跨行业对比，针对不同行业通常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即便从评分机构的视角，一家烟草公司拿到84分也不意味着比37分的汽车公司更“可持续”，尽管观感上不易接受。

其次，环保尤其是直觉上是否环保，并不能主导ESG评价的高低。标普去年剔除特斯拉时专门解释了原因，除了对其低碳策略有不同评价外，标普认为特斯拉在平权、劳工、合规等问题上也存在风险敞口。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与Autopilot相关伤亡事故引发政府部门调查的问题。“虽然特斯拉可能在减少燃料汽车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更广泛的ESG角度来看，它已经落后于其同业。”

Sustainalytics对汽车行业ESG评价中，主要生产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也与其ESG评价高低的关联性不强。比如法拉利的晨星ESG风险评级与蔚来、比亚迪差不多，而三者都要低于特斯拉。

按照ESG评分制定者的标准，像烟草商菲利普莫里斯近年来通过与非洲数学科学研究所合作、“为女性烟农赋能”、反“微歧视”培训以及提高董事会中女性占比，而获得了较高评分。

可持续能源企业因为忽视了多元、平等、合规而丢分，破坏环境&健康的企业因为大力投入这些方面而挽回失地，这听起来似乎合理，但又透着些莫名的拧巴。

将董事会中女性占比提高到40%，可以抵消多少因烟草导致的病痛和死亡？销售多少辆零排放电动车，可以抵消过度宣传驾驶辅助导致的事故死伤？

ESG评价体系试图将一家公司在社会道德与责任方面的作为，浓缩为一个分数、一个评级。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变量的计算方式和权重分配，就存在着耐人寻味的操作空间。

ESG常被宣传为促进社会向善的正义卫士，却仿佛成了一场可以按图索骥有的放矢的游戏。

特斯拉董事会成员HiromichiMizuno就说，“我们并不是反对ESG投资，但现有评分方式对积极与消极影响的权重不够公平。”言下之意，积极影响被低估了，而消极影响被高估了。

马斯克讲得更直接：“如果改不了，干脆停了吧。”

“没有方向的指南针”

暂且撇开现实，从ESG角度评价企业当然是一个进步的思想理念，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能力给出绝对公正的ESG评价，可它又被人们赋予了不该承受之重。

“E”比较好理解，商业公司曾经仅以利润为第一考量，该排污排污、该砍伐砍伐，不影响人们追捧其商品和经营模式。尽管有法规约束，但制定到生效一定是滞后的，且总会存在灰色的中间地带。最终，我们今天要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

“S/G”其实同理，一家公司对弱势/少数群体的歧视或排挤，在合法合规的边缘疯狂试探，多半不会很快反映在财务状况上。但人们终会意识到这些不公将阻碍社会进步；持续作死也终有一天爆雷塌房。这几年此类案例越来越不鲜见。

“外部性”在商业活动中普遍存在。由于客观世界的高度复杂，很多商业行为并不仅是对交易双方造成影响，而对外界第三方造成的不利影响，即负外部性，又难以被准确定价和征收。

举例来讲，乘客购买机票搭乘飞机，机场、航司、乘客之间彼此达成了交易，价格由买卖双方磋商决定，按理说旁人无权对价格高低说三道四。

但实际上，航线下方的居民会受到噪音和污染影响。且这种影响很难被精确定价、补偿：也许可以补贴机场周边居民，可边界在哪里呢，比如5km内？那么5.1km的居民就不受影响了？

即便是再支持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者也不会否认，由于客观世界的高度复杂，外部性是普遍存在的；外部性事实上导致了市场失灵，即便它们再微小再难察觉、影响再间接再遥远。

百年来的每辆汽车都符合生产时的法规要求，每一辆汽车的价格也是由买卖双方商定认可，一百年前的那点汽车尾气也确实是不值一提，可今天的环境问题正是这样一点一滴、一日一夜积攒下来的。

今天的人们需要耗费更多资源去解决过去市场失灵所累积的后果。我们现在可以说，过去百年间每一笔汽车交易的金额其实应该更高，因为交易价格中漏去了弥补其负外部性所需的那部分对价。

在企业评价中增加ESG维度，相当于一次对于长期隐性风险的即期显性定价。

企业A靠压榨实习生实现了商品高质低价，在消费市场受到青睐；进而利润丰厚，受到资本追捧。但这一做法终有害于全社会，一旦被曝光遭到抵制也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那么一个低ESG评分可以提前展示出风险，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都可借此重新评估其价值。

标普ESG指数评分框架有多达1000个变量

想法是合理的，理念是进步的，如何将其应用于实践呢？代表性的做法是ESG评分或风险评级，各家机构编制出自己的复杂算法，对各行业的可持续风险标的分配权重并打分，得到一个评分或评级。

ESG试图用一个数字体现企业的可持续化程度，进而引导社会尤其是资本转向那些更努力“向善”的企业。可这一链条要想成立、起效的前提，是人们确切清楚并达成一致“什么样的未来是‘好的’。”

“正确”是一个会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知的完善而持续处于更迭变化中的动态概念。

十几年前人们强调一次性木筷、纸制品对树木的危害，而后来我们发现微塑料才是更棘手的麻烦。假如当年有ESG，多用木筷和纸制品的企业恐怕要遭殃，但事实上它们起码比多用塑料制品的企业更符合“可持续”。

在ESG评级通常几百上千个变量中，我们也无法预见到哪些今天看来可能不大起眼的问题，在未来也许会演变出多么激烈的冲突，甚至完全可能出现今天根本未曾想象的，新的“不可持续”的风险因素。

ESG指数所谓的“社会福祉”属性和引导作用，实际上只是站在当下的视角，评价企业在当前已知社会问题方面做到了何种水平。它并不能真正引导商业公司“向善”、避开未来的坑，并不能决定性地消灭商业活动中负外部性对于公众长期利益的侵害。

斯坦福大学研究员BrianTayan将当下的ESG评级称为“没有方向的指南针”，很是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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