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R:巴比特专栏 | 中国和新加坡的区块链认知差异及其带来的发展机遇_nmr币价格

原标题：《科技文化和政策认知竞争力》

原文首发于联合早报

作者：

白士泮：新加坡李白学院院长，原新加坡金管局学院院长

李国权：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金融科技与区块链教授

闫黎：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战略系高级讲师

2020年新冠病(Covid-19)肆虐全球。近日，在由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的G20虚拟峰会上，各国领袖普遍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和病共存的“后疫情时期”。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新加坡已经实现了14天社区0确诊，这是一个里程碑，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得好的和国民纪律性强的国家，抗议效果就比较明显，疫情带来的影响就相对比较小。新中两国政府，一方面积极抗击疫情;另一方面，努力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稳步推进各项重大政策，确保国家战略和重大创新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两国政府都毫不例外地把工作重点之一放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上，尤其是以区块链和金融科技为代表的一系列前沿科技领域的创新。

我们注意到，近来各国对于传统中心化的数字经济，都开始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试图缓解或者避免出现垄断和“赢者通吃”的行业架构，例如中国国家市场监管管理总局刚于11月10日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新加坡和中国都在大力发展非中心化的新型数字通证经济(TokenEconomy)必需的基础设施。通证就是可流通的加密数字权益证明，把实体世界里的各种资产和权益都通证化后就可以创造一个更包容更普惠更有效率的通证经济。有的读者会问，看以前的报道，在中国进行各类通证包括加密货币的交易都是违法的，那为什有还要大力发展通证经济的基础设施呢？我们新加坡业界的认识是“没有通证的区块链就不是真正的区块链”。这个认识看起来和中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呀！这里就说明了新加坡能深入解读中国国情，文化与科技政策的微妙，加以配合，並发挥本身的数码优势从中为新加坡创造机遇。

首先，通证是公有区块链的重要激励机制。近期全球通证市场上也的确存在着利用通证进行过度投机的浓厚气氛。近日比特币不断疾速上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加坡金管局最近通过建立新法或修改旧法已经相当全面和完整的覆盖了虚拟资产或数字通证的及时有效监管，比较好的抑制了过度投机风气。

中国这项政策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防范在这个领域内的过度投机，避免再次出现像P2P过度投机那样，给普通民众带来重大财产损失并对社会造成伤害。一刀切的政策虽然看起来缺乏弹性，但是不得不承认，它立竿见影，迅速有效。那么这会扼杀创新吗？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将只发展不需要激励机制的私有区块链呢？完全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组建全球公有链的联盟链框架，来部署区块链服务网络(Blockchain-basedServiceNetwork)，打造全球性第二代智能互联网的网络。

新加坡在公有链和联盟链领域的系统优势非常明显，这也就是为什么，新中两国从来不强调区块链通证政策上的差异，双方都将着眼点放在这些认知的互补性上。再看新中两国的央行数字货币，新加坡的乌敏岛计划(projectUbin)专注于国家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结算和批发业务；而中国的数字人民币(DC/EP)将重点放在零售业务上，解决商业和民众数字支付需求，这种零售电子支付甚至可以是离线进行的。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充分地互补性。今年6月新加坡金管局局长孟文能先生在上海论坛指出，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新中两国可以进行深入的合作。中国的数字人民币也可以延伸到海外市场，原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近日就提议，新中两国的数字支付合作可以从零售业务起步，然后考虑把成功合作模式复制到亚细安甚至东亚。

有互补就一定有一致性，“区块链是为民众服务的”，因为它的内置平衡机制，可以用来创造更公平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新中两国的认识又是高度一致的。发展数字经济，除了网络和系统基础设施，法律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至关重要，在近日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在新中两国的一致推动下，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得到了协定的确认，数据存储策略也有利于分布式帐本,这将大大加速新中两国在亚细安各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所以在重大的创新领域，战略优势和竞争力不仅仅是来自成本和技术方面的商业竞争力。我们对于行业科技文化和政策的深入认识是至关重要的。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的优势，不但来自于我们的完善健全创新的监管架构，而且来自于对各国科技发展和政策语境有效的深入地解读。这种理解“和而不同”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新加坡如果仅仅从政策的字面含义上认识中国对于通证基础设施的理解，那么就有可能错失中国由外而内地有序地部署公有链所带来的重大机遇和商业机会。在数字货币领域甚至会带来不必要的担忧和竞争。

新加坡大多数的新技术创业者技术专长优势明显，政府也通过各项计划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与资助，但是在交流中，我们发现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更进一步提升对科技文化与政策语言的的能力，以便深入正确解读他国政策的真正含意。普通公民和企业家在理解中文技术语言和金融科技文化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为了充分利用亚洲地区的商机，我们的大学科技与商业教育系统可能不得不更倾向于理解各国语言和文化。尤其是在中国，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的地理环境和科技文化方面的认知要特别精通。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提前布局，进入战略蓝海，获得先发优势；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企业在技术和商业模式等方方面面的综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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